“小时候家里面积很小，我们睡觉的床板就是母亲的工作台，我们经常看到母亲绣到深夜。”谭展鹏介绍，陈少芳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，师从关山月、黎雄才、杨之光等岭南画派名师，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底，毕业后便在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。“除了广绣，母亲在玉雕、牙雕、木雕方面也有作品，但她觉得刺绣最适合将所学的国画技艺运用起来，所以选择了刺绣这一行。”

谭展鹏从小就随陈少芳学习绘画和广绣技艺，但在专注于广绣事业之前，他原本在航道局工作，但也从未停止创作。谭展鹏回忆，他的作品《鸿图大展》中表现的一只在海上迎着阳光展翅的大鹏，灵感就来自当时在船上的写生。2000年，因母亲年事渐高，谭展鹏毅然辞去工作，与妻子黄敏健一起全身心投入到广绣传承中。

谭展鹏记得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大批手工艺人转行谋生。为了对广绣这门古老技艺进行抢救、保护与传承，陈少芳一家曾在家中开展了系统性、有针对性的创作。到1994年，陈少芳又在番禺成立广绣艺术研究所，重点研究、创作广绣精品，旨在将广绣最高技艺水准保留下来。被关山月誉为“广绣的世纪之作”的长卷《岭南锦绣》（长13.8米，宽1.2米），就是陈少芳在此期间完成的。这一作品为广绣重铸辉煌打造了一份实物范本。

如今谭展鹏将工作室落址于芳村一座不起眼的砖红色楼房二层，这里租金便宜，但工艺美术资源聚集。这间工作室见证了谭展鹏为广绣事业投入的情感与创新。

“三千花佬”写传奇

谭展鹏说，广绣在明代已是重要的民间手工艺之一。明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，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，回国献给国王，得到重赏，广绣的美名从此传遍欧洲。这说明“早在多年前，中国就拥有自己的奢侈品和潮品了”。

清代是广绣发展的鼎盛时期。广州、佛山等地绣坊、绣庄成行成市，仅广州就达50多家，分布在状元坊、新胜街、沙面一带。乾隆年间，广州更是出现了职业化的行会组织——“锦绣行”。1757年“一口通商”后，广州的外销丝织品市场更是繁荣。

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，清代中期以后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：那时的广绣多出自男子之手。他们被称为“花佬”。这显然与中国传统中“男耕女织”的传统观念并不相符。究其原因，或许是那时广绣订单量大，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，供不应求，就需要工人加班加点地赶工。同时，广绣绣品中不乏大件，如窗帘、披肩等，需要工匠拿着长长的绣针站着完成绣制，他们经常一站便是一整天。因此种种，体力和耐力较女性高出一筹的男工便成为广绣行的主角。到了晚清时的广州，“三千花佬”的传奇故事便出现了。

在繁盛的对外贸易中，广绣逐渐形成了生活化、定制化、实用化的特点，不仅仅是架上“作品”，更是生活“产品”。其中，著名的“马尼拉披肩”见证了广绣在全球贸易史上的辉煌成绩。这是西班牙传统舞蹈弗拉门戈舞者标配的行头之一，上面精美的花鸟图案刺绣正源自广绣。这些具有东方元素的中国披肩深受欧洲上流社会女性喜爱，1772年前后，在欧洲的年销量多达8万余条。但由于当时销往西方的运输途中要经过菲律宾马尼拉港中转，这些广绣披肩又被称为“马尼拉披肩”。

谭展鹏说：“现在人们常常有一个观点，就是中国没有奢侈品。其实对海外受众来讲，广绣就是奢侈品。中国缺少的是奢侈品牌——即便‘马尼拉披肩’说明书上标明了‘产地：广东’，它仍被世界张冠李戴地叫了几百年。”

“手有余温”的矛盾

谭展鹏对自己的定位其实是设计师。作为传承人，他认为传承的概念不仅是学会技法，还要通过设计，更好地展现广绣之美，更好地拥抱市场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探索如何使广绣与当代生活产生连接，积极地在服装设计中融入广绣创作。

2005年，谭展鹏与服装品牌合作设计“广绣牛仔”系列服饰，通过广交会向全世界发布，刺绣成为当时的时尚标志。谭展鹏坦言，当时自己的任务很明确，就是把广绣精美的技法运用到牛仔服饰上，然后卖到全世界。

“当时是外国买方给出设计图，我们配合使用电脑和机器进行刺绣。这种中国风的牛仔服饰一度销量非常可观。”2014年，谭展鹏夫妇与母亲陈少芳创作的跨界作品“挂绿荔枝”女装牛仔裤，也在新塘牛仔品牌服装慈善拍卖会上拍出了100万元的“天价”。

另一方面，他们还开拓了刺绣的工业化生产，为服装、布艺、家居、室内装饰等提供广绣设计和商品供应。

在题材方面，谭展鹏也在寻求突破。这次“七夕”之际，他绣制的《月下穿针》就是根据传统节庆创作的应景作品。他认为，广绣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，未来才有机会运用到更多生活场景中去。

但他也很矛盾，所谓“慢工出细活”，纯手工绣制往往需要大量时间，这与时下机械化生产和高速运行的现代生活是矛盾的。如果广绣坚持手工绣制，强调“手有余温”，拥有再高超的绣制技艺也难以为继。

谭展鹏认为，当下想要重铸广绣辉煌，就必须将非遗手工艺视为社会供应链中的一环。“这需要传承人转变观念，拥抱工业技术，接受机械化大批量生产，让广绣回到社会供应链中去。”谭展鹏对此是有信心的，他认为只要坚持做下去，再加之政策扶持，统筹协调，广绣的春天一定会再度来临。

艺谈

如果我不做设计，广绣就只是多了个“花佬”

羊城晚报：广绣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？

谭展鹏：就是以商业为主，注重生活化、定制化、实用性。

我常用“大红大绿、大俗大雅”形容广绣，就是指它色彩鲜艳，题材广泛，适应面很广。传统的广绣多以木棉花、荔枝等岭南花鸟题材为主，吸收西方油画光影的效果。如今，广绣的题材更为广泛，跳出束缚，涵盖了年轻人喜欢的动漫形象等。

同时，传承人们在针法上也较之前有所突破，通过不断丰富作品质感，让绣品更有虚实层次，栩栩如生。

如今的广绣应用场景也日益丰富，在服装、戏服、扇面、屏风等各式生活用品上都能看见广绣的身影，不仅具有岭南风韵，还传递着美好寓意。广绣一直紧跟潮流，仍在市场交易中不断地接收着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第一手讯息。

羊城晚报：您为什么将自己定义为一名设计师？

谭展鹏：如果我不做设计，那这个行业里只是多了一个“花佬”，这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。

时代在变迁，广绣在清代有过辉煌的外贸历史，数百年前，便在西方刮起过中国风。但在20世纪工业化大发展阶段，我和母亲也亲眼见证了广绣经历过的艰难时光。到现在，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文化标杆重新树起来，我认为，真正的文化自信、真正的传承与发展，不是让非遗进入博物馆，而是走进千家万户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让广绣重铸辉煌？

谭展鹏：每一个非遗项目，都应该把精湛的技艺与文化内涵转化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产品，这才是真正的“活化”。这些非遗项目在历史上都曾打造过走进寻常百姓家的“爆款”，如今时代和审美发生了变化，设计思维也应该改变，要让广绣再次成为“潮品”，就要以现代人的眼光，把传统的文化资源翻新，通过文化创意来增值，并获得经济效益。

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这方面做尝试，但我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。这需要上下游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共同转变观念，积极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批量化生产。相关机构也应该给予支持和保护，加强对广绣行业的规范管制，保证质量，让非遗产品进入当代市场的生态圈。

对传承人来说，打造非遗品牌很重要。可以将传承人标签视为品牌资产，保持各自特色，打造出个人IP，建立品牌差异性。通过持续的营销和宣传，来巩固品牌形象和口碑，才能让非遗成为文化新业态的推手之一。

图/受访者提供（除署名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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